著名国学大师季羨林生前关于弥勒菩萨慈氏的考证

著名国学大师季羨林生前关于弥勒菩萨慈氏的考证：
弥勒是佛教的未来佛，在印度、中亚与中国等地的佛教占有突出的地位。本文对汉译佛典中弥勒与梅呾利耶这两个译名所本的文字及其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作者指出，对弥勒的研究，实际涉及印度佛教是通过什么渠道、经过什么媒介传入中国的。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重点探讨弥勒这一名称的起源以及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作者认为，“弥勒”一名不是来自梵文，而是来自吐火罗文。在中国后汉、三国时最早的译经中出现的就是“弥勒”，而不是“梅呾利耶”，足证佛教传入最初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新疆一带古代少数民族的媒介。这个结论对于研究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史上，弥勒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的方面很广，除了一些小问题以外，主要是：印度佛教是通过什么渠道、经过什么媒介传入中国的？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是关键性的问题，应该弄清楚。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过去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也都把它当作一个简单问题来对待。比如vonGabain说，中亚文化影响了新生的弥勒概念的发展，因为汉译名“弥勒”不是来自梵文，而是来自于阗塞语mittra和吐火罗语metrak，因此日本语就有了miroku这个词儿。看来vonGabain是把这个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至少包括下列三个问题：(1)Metrak是从Maitreya直接变过来的吗？(2)Metrak是独立发展成的吗？⑶为什么中国汉译佛典中最早出现的是“弥勒”，而不是“梅呾利耶”呢？对此，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Metrak是从Maitreya直接变过来的吗？
一方面是梵文Maitreya和巴利文Metteya，另一方面是吐火罗文Metrak，二者都有“未来佛”的意思，其间必有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个字都与梵文Maitrī有关，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吐火罗文与梵文和巴利文有所不同。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从印度佛教史的角度来看，巴利文和梵文出现在前，吐火罗文在后。最顺理成章的解释似乎应该是，后者出于前者。
确实有学者这样做了，其中之一就是FranzBernhard。他在〈犍陀罗语和佛教在中亚的传播〉一文中讲到，犍陀罗语在佛教向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这意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犍陀罗语是古代印度西北部的方言。在中国新疆发现的《法句经》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从地理条件来看，犍陀罗语在佛教向中亚传播中起关键性的媒介作用，这是很自然的。
在这篇文章中，Bernhard顺便讲到Metrak与“弥勒”的问题。他引用了vonGabain的意见，用吐火罗语来解释汉译“弥勒”的来源。但是，他认为，“这种想法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把它推移而已，因为在吐火罗语中由y到k的音变是十分陌生的。”他建议在这种解释中用犍陀罗语来代替吐火罗语。犍陀罗语有成双成对的词尾，比如：
-aya